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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代之辩丨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上)

浙江教育网 · 2020-09-17 16:19

【编者按】
2020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题为《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的报告。“摇摇欲坠世界”出自“瓦尔代”两年前发布的题为《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的报告。在今年的报告中,作者指出,两年前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制度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的判断,正被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印证。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为世界已积累的大量问题的催化剂,但世界果真“摇摇欲坠”了吗?人类将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瓦尔代之辩”系列,刊出报告全文及系列专家深度评论。今日刊出的是瓦尔代2020年度报告的上篇。
【报告全文】
两年前,“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了一份题为《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的报告,提出多边合作正逐渐收缩的判断。国际制度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此鲜明地印证了这一假设,让这份报告的作者们都颇感惊讶。像所有大流行病一样,新冠病毒(COVID-19)也是一个暂时现象,但目前发生的一切构成早已推进的各项进程的催化剂。
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以有组织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有关国家可能从世界政治中消失并让位给跨国界的超国家实体的幻想,最终不复存在。
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在增强,而在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的争夺中,天平正在向前者倾斜。由国家而非市场提供的应对非经济冲击的稳定性,正在变成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要知道,当经济已真正变成全球性之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
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常规,尤其是二元论的“民主-专制主义”,正在失去意义。危机表明,国家的效能是由其他的坐标系决定。相较于政治架构而言,这种能力与文化和传统的联系更加紧密。已经到来的这个时期的主要范畴之一将是道德伦理上的多元化——缺乏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循的整套“正确”价值观。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其根基是继承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平衡以及一系列规范和自由,这套规范和自由能够为那些认同并遵守它们的国家,提供相对公平地获得全球化利益的机会。这个试验方案失败了,因为它是由某些国家集团主导,而其他国家则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国际制度的“摇摇欲坠”将未来归结为两个基本选择。要么维护已有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但要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不同取向的玩家将面对不可调和的竞争。核武器仍然是防止滑入全球军事灾难的主要因素。但其威慑力并非是无限的,而且制度效能的进一步低下也将对其构成冲击。
社会变迁进一步侵蚀着政治结构。对威胁的识别能够消除上个时代的区别性特征:首先是本世纪内的民众流动性达到历史新水平。全球化的世界正从“无限机遇的社会”转变为“无限风险的社会”。持续的风险需要全球团结。但人类本能对此反对的。“各自为政”原则和避免外部影响的封闭需求,可能势在必行。
几年前出现的去全球化趋势,正获得更加清晰的表现形式。理性推算表明,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但这还不足以使其成为现实。到目前为止,主要经济体能够达成一致的仅是,在采取措施自救时应该尽量减少对他国的损害。
无论大流行病之后世界经济按哪一种可能方案发展,资源的过剩将被其匮乏所取代。围绕争夺资源的激烈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最不利情况发展下,“国际政治达尔文主义”将变成一种规范,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原始的版本。
需要新形式的全球道德责任,以降低因资源(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竞争者实力的客观差异所引发的威胁。因此,我们再次重申,选择很简单:要么联合国这一制度,它过去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维持和平,而且无论如何,它也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高程度的合作形式;要么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中。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责任,这可以使得第二种场景不会变为现实。
一、“摇摇欲坠世界”的缘起
自2020年春季以来,世界一直处于“休克”状态。也许没有人预见到这一事件会导致数十亿人在一夜之间陷入“隔离”、全球经济陷入停滞,并使大多数国际组织“出局”。在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机期间,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国际协调努力。引人关注的是因果之间明显失衡。一种死亡率并不高的相当普通的病毒,实际上对相互连接世界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最严重影响。
像所有大流行病一样,新冠病毒是一个暂时现象。但是,正在发生的一切将成为与惹祸的病毒无关的大规模巨变的催化剂。世界已积累大量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将成为触发因素。
自2019年以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年度报告中都研究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状况。我们的晴雨表显示暴风雨来临的可能不断增加。许可的空间被压缩:从建立游戏规则的呼吁到没有达成一致规范的声明,而未来稳定的维系取决于玩家自身进行理性自我约束的能力。
2019年的报告《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注1]引起最大反响,部分是得益于隐喻的使用。“一幢世界建筑的架构就在我们眼前开始摇摇欲坠,并变成扭曲的框架,包括曾经坚固的支架。它是1945年之后,也即起于1914年8月并在遭受第二次破坏期结束后重新建成的。世界大国考虑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立和平尝试失败的悲惨经历。它们善于在防止矛盾失控的体系上达成共识。而正是这个模式目前正遭受严重危机。”
我们的报告曾被批评是过于危言耸听:尽管世界政治中存在明显的问题,但谈论制度瓦解是不准确的,它们处于转型进程中。以下观点招致了特别严厉的批评:“基于全球治理构建有效运作的国际秩序分岔点已经走过了。世界已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滑向单边主义决策的时代——这种趋势是客观的,无法被治理,但必须要了解其导致的后果。”
大流行病变成了如此规模的事件,因为它恰巧陷入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国正式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之前就已经出现。鉴于非人为的原因,除隔离和封锁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抵抗感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个人都在心理上为此做好了准备,并立即加入到全面的封城进程。过去三十年里用以装饰国际关系的思想和修辞“空架子”立刻消失,这也终结了一些看似无法解决的争论,并为一系列重要问题给出了答案。
国家的命运
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以有组织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在瓦尔代系列报告中,我们多次指出国家重返世界政治,更确切的是指出,似乎“国家可以从世界政治中消失”这一幻想正在消除。
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行为体,都无法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并管控多种后果——从经济停顿到街头的基本秩序。发生严重危机时,公民转向求助自己的国家,期望它履行确保安全和福利的义务。其他地方他们指望不上。结果是,经济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政治仍是国家间的。
制度的侵蚀
一系列国际机构根本无力解决问题。它们所设定的任务并不符合实际的挑战。如果确实开展协作,那么是在双边层面上。即使在联盟内部也几乎没有出现互助。在“休克”条件下,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曾经在各种论坛上广泛讨论的“共同价值观”也陷入阴影之中——当爆发真正严重的危机时,国际人道主义问题有一段时间几乎从议程中消失。
熟悉的思想体系的危机
新冠病毒大流行再次引发热议的“专制-民主”二元论(在民主制度中的个人责任和团结,相对于威权制度中的压迫和不透明,或者相反,中央集权的高效相对于“开放社会”的涣散),再次被证明是虚假的。
不同国家对抗疾病的经验清楚地表明,政府和社会应对挑战的效率并不取决于政治体系的结构,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初始数据,而且每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文化和传统也发挥着作用。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部平衡。政治特征的统一性是不存在的,没有统一的模式来应对挑战,无论是对威权国家而言,还是对民主国家而言。
多元化道德伦理时代的来临
多元主义是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产物,其中政治和战略文化多样性占主导地位[注2],但完全排除要将它们统一起来并成为一体的尝试。政治决策不再基于一个“唯一正确的”道德伦理平台。
过去二十年流传的“历史正确方”形象的出发点就是源于建立在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具有绝对道德伦理正当性,其他国家或早或迟都会走上这条路。在不深入讨论该模式优缺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尚未证明自身具有普适性。新冠病毒大流行这一危机表明,国家依赖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走出危机。尝试采用别国不同寻常的方案只会使问题恶化。这意味着,甚至连不同国家评估国际进程和形势所依据的标准都不可能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以“对错”的标尺来审视它们是错误的,它们只是不同而已。
没有前景的投机经济
此次流行病暴露了公共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反差。在正常情况下,经济效率一般通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很多收益指数和排名来进行衡量,并且这些数据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出。但此次新冠病毒提醒我们:增长并不等于发展。那些展示给投资者精美的PPT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不等于可靠的医疗和有效的管理。
市场利益与公众利益孰轻孰重的争论再次出现。医疗体系应该是怎样的?从市场角度看,大规模民众保健并非必需,应加以优化。但在极端危机背景下,即使再多能力也显严重不足。对于教育、科学、社会保险、军事等相关部门,此类问题同样不可避免。所以,效用的界定标准不仅是现有资源的多少,还是对此时此地合理需求的具体认识。可抵御任何冲击的稳定性,正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当下,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了主要结果,而主导自由世界秩序时代的经济观点以最低限度政府干预为前提。目前分散的和私人的卫生体系无法应对规模性灾难。在某些情况下,像西班牙这种卫生体系开放国有化正在不断被推广开来。国家向大型企业提供数目可观的补贴,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对政府在资金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在摆脱经济危机阶段,这种做法将遍及各个领域的企业公司。
以上所言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会结束并以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积极干预政策的方式得到永久解决。关于该主题的讨论将持续下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会出现不同观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与许多问题关联的“自由世界秩序”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在此期间给出的答案将不再被认为具有现实意义。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 Жизн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Октябрь 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zhizn-v-osypayushchemsya-mire/
[注2] Возвышение Римланда: нов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Июнь 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rimland- novaya-geografiya/
本报告由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授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翻译发表,首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编辑时略有删节。报告全文将发表在《俄罗斯研究》杂志2020年第4期。作者: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博尔达切夫(Timofey Bordachev)、利索沃里克(Yaroslav Lisovolik)、舒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翻译:曲文轶、万青松、张严峻、何勰。校对:万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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