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博客上发表《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的议案，提出要“取消发达地区高考特权”。他摆出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等事实，提出了“建立30所名校联考统招的制度”的操作方法，他认为其意义“不亚于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三农’问题”。(《新快报》3月4日)

     洪可柱代表的提案，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高校录取方面，发达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不公——不仅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还有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因此，消除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是高考改革的大方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笔者看来，这却不像洪可柱代表所言的那样简单，用“建立30所名校联考统招的制度”之类的“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破解。

     我以为，具体而言，“其他地方上不了重点的分数在北京能上清华”的状况之所以形成，高校的“偏爱”以及教育政策上的倾斜只是一个表象因素，根子在于，北京拥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雄厚而优良的教育资源，高校林立，名校众多，这就使得北京的高考生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从而，直接导致了高校录取分数线长期划定相对较低。而其他地区的考生则缺乏北京考生这样的机会，在“一窝蜂奔北大清华而来”的背景下，名校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岂能不“水涨船高”？

     我很赞同某学者的一句“论断”：所谓教育特权，其本质就是教育资源不公。资源的不公，无形中扩大和催化了制度的弊端，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公开存在的不合理、世人无可奈何的不公平。谁都知道不合理，但就是拿它没招——关键就在于，我们总喜欢从制度上去考量和反思这一问题，而忽视了根本——只有“资源”才能诱导“不公”。

     由是观之，所谓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其实是教育资源不公平投放而产生的“不公正果子”，与高考制度本身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越是名校，获得的财政投入和社会资助就越多，这让整个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名校手中——这种错位的资源投放如果不加以改变，高考特权根本就无从破除。就算是利用招生制度或者是行政举措强制进行“打压”，也只能是摁下葫芦瓢起来，治标不治本。

     事实上，当教育资源的投放进一步趋向公平公正、地区差异得到有效缓解时，当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家长不再对清华北大等名校翘首企盼、孜孜苦求时，北京的考生还能享受高考特权吗？不能。到那时，没有人再会去抱怨自己没有北京户口，没有人再会去羡慕北京学生不用“寒窗苦读”就可以享受优良资源……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